有紀律的孩子更優秀

這是一本名校校長的教育觀點結晶。作者在德國規模最大、最知名的貴族學校薩勒姆王宮中學任職30多年，培養出無數精英名流。他呼籲家長要有教育孩子的勇氣。放任、溺愛、無度的教養，只會讓孩子承受雜亂無章的苦果。出於愛的紀律，才能賦予孩子真正的自由。因爲，從小會服從、協調、負責的孩子，才能掌握自己的未來

前言

我要用這本書來總結我的職業生涯，希望爲有興趣的大衆說明——我在當了三十多年的教育者之後所得出的結論。我不打算講一個傑出教育人士的故事，只想報道我從缺損的德國教育文化中吃盡苦頭後所獲得的知識。

幾十年前，唯“權威與紀律”馬首是瞻的教育基礎被置之不理。今日從事教育的人，很難力抗現今充斥物質主義、敵視教育的環境。許多人漫無目標又缺乏方向感，如何教育兒童和青少年，已經偏離爲一種隨意、個人化的教育風格，在權威和紀律的迫切性、合法性以及執行上，大家已經失去共識。

德國的教育文化因爲納粹主義而動搖了根基。直至今日，教育最根本的諸多價值與美德，尚未從過去納粹主義的濫用中恢復生機。青年學生運動在1968年後於德國地區所呈現的，只是德國自身災難的後續發展。我們不能坐視納粹主義再度毀壞我們的教育文化。

對教育而言，20世紀是一個極端的世紀。有皇家軍事學校的“非常”紀律，也有20世紀後期所出現的、與納粹手法相對的反權威教育。“過度”，是這兩種教育模式的特徵;“過度”，正是所有教育的敵人。

我想以這本書，找出合理的分寸，讓權威與紀律能再度成爲教育的重心，爲兒童與青少年開啓一個新的未來。

在追尋合理分寸之路上，我藉助託瑪馬·曼(Thomas Mann)描述船伕的意象：當船身向左偏，船伕便得向右傾，以維持均衡。但願這個意象陪伴各位讀者閱讀本書。

班哈德·畢博　2006年秋

　　1我們需要爲教育再度鼓起勇氣

不覺得有未來的人，就不會努力，也不再追求理想，我們卻沒能以教育去應對遠景淪喪的問題。“教育的藝術”我們已經生疏了，失去了共同標準，卻還固執地認爲孩子反正會好好長大。

　　德國在孩子的教養上面臨的困境，就是教育困境的結果。今日的兒童與青少年不再需要大人提拔栽培，而是自己“長大”。教育他們的，是生活中帶有侵略性的電視節目、國家極力展現的“財大氣粗”、消費社會的誘惑以及我們所謂的“精英”概念和作派，精神上和性格上皆屬平庸。

　　原本能夠鼓勵青少年有所作爲的未來期待，現在卻已變質爲對未來的威脅：結構性的失業，存在的意義變得虛無，信仰的缺失、社會老齡化、人類生活基礎被剝奪，最終一切爲金錢統馭……

　　不覺得有未來的人，就不會努力，也不再追求理想，我們卻沒能以教育去應對遠景淪喪的問題。“教育的藝術”我們已經生疏了，失去了共同標準，卻還固執地認爲孩子反正會好好長大。大家都覺得這樣很好，但詩人戈特弗裏德·本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告訴我們：許多作品雖立意頗佳，卻並非藝術。

　　我們已經失去了方向，在一艘沒有羅盤的船上航行。

　　“陶匠”式與“園丁”式教育

　　有這樣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悲慘的孩子，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宮廷樂手，因此他自幼就被賦予了成爲演奏樂手的使命。他的父親是一個殘暴的酒鬼，爲了賺取大把的鈔票供自己享樂，就嚴厲地督促兒子去學習音樂，經常會學習一夜到天亮。一旦孩子在學習上出現了什麼錯誤，就會遭到父親嚴厲的打罵，甚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周圍的鄰居都會被父親的打罵聲和孩子的啜泣聲吵醒。孩子的父親習慣於和一些不入流的音樂家在酒館中廝混，酒醉之後，他們就興致勃勃地一同去他的家裏，把這個正在熟睡中的孩子從睡夢中拖起來開始上課。如果孩子在學習中出現任何錯誤，他們就會拳腳相加。這種嚴酷而不通人情的“陶匠”式教育方式，卻培養出了一位出色的音樂家。

　　這個孩子在八歲時開始登臺表演，紮實的苦練讓他能夠應對一切、遊刃有餘。人們對他的才華感到驚異，稱他爲“小莫扎特”。不可否認，真正幫助這個孩子成功的，是他父親的那些嚴酷教育。儘管在音樂天分上，他和莫扎特存在差別，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爲德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他的名字叫路德維希·凡·貝多芬。

　　值得一提的是，事業上的成功並未讓貝多芬得到任何幸福。他的一生幾乎都是在痛苦中度過的，到了晚年，他的雙耳失聰，只能通過文字和別人交流。顯然，童年時期的遭遇對他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另一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造成貝多芬悲慘童年的“罪魁禍首”，奧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一個真正的“音樂神童”。和貝多芬不同的是，莫扎特的父親是一個遠近聞名的作曲家，良好的家庭氛圍，爲莫扎特創造了一個極好的生活和學習環境。從小受到音樂薰陶的莫扎特，很快就展現出了自己的音樂天賦。四歲時小莫扎特就創作出了自己的第一支曲子。儘管囿於年紀，他的作曲未免稚嫩，但是父親給了他極大的肯定，這種肯定加深了小莫扎特學習音樂的興趣。由此開始，他的父親對兒子進行了悉心培養。父親帶着小莫扎特滿屋子轉，不斷用小木棒敲打各種器皿，要求莫扎特清楚地說出木棒與器皿碰撞時發出的音高。他有意鍛鍊莫扎特的音樂能力，讓興趣引導莫扎特的學習。

　　在這種興趣教育的指引下，莫扎特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學會了衆多基礎的音樂理論。隨着學習的逐漸深入，莫扎特對器樂、文學、歷史等衆多科目都有了深入的理解，這爲他日後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教育基礎。

　　莫扎特的童年無疑是幸福的，除了父親之外，姐姐也給予了他極大的關愛，讓他得以將自己的全部天賦和精力都投入音樂上，成了歐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難得一見的神童。六歲時的首次演出，莫扎特就贏得了人們瘋狂的追捧，甚至連當時的王室也請他演奏，由此走上了音樂大師的道路。

什麼是教育?我們如何通過教育及教養，引導青少年擁有信心和生活的勇氣?又如何讓他們達到目標?

有位教練以嚴格的手球訓練來磨鍊他的學生。訓練中，球在球員之間傳接流暢，速度快得令人屏息。球員的動作精準，猶如謹守一項祕密計劃。教練在智力和身體方面的要求都非常嚴格，對他來說，手球訓練是可以把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年輕團隊引向策略性思考、活用戰術的合作，以及公平比賽態度的優秀手段。聽起來似乎只有斬釘截鐵的命令，但球員體驗到的，是持續的愛。用紀律和愛來引領他的學生，是促使教練成功的祕訣。每一次的手球訓練，他都在示範何謂“教育”。

這位教練是薩勒姆王宮中學(Schule Schloss Salem)的老師。他雖然是阿根廷人，但他對自己與學生的要求，讓人聯想到普魯士，而非南美洲。在學校裏，他像訓練手球隊般教育他的學生，而學生們愛他也崇拜他。我們其他老師則對他以原則和關懷贏得這些青少年的心深感驚訝;我們也有點羨慕他，因爲他可以在1968年學生運動浪潮後的德國依然坦然地堅持要求紀律。

在這樣一個以充分理解年輕人、“陪伴”年輕人成長爲口號的教育環境裏，他的教育風格仍舊獲得了極大的肯定。每一種反對的聲音，和他的投入與教育熱忱相比，都顯得空泛而蒼白。有些人天生就該爲人師表，他就是其中一位。

同一段時間，學校裏另有一位女老師，她的教育風格完全相反，在引導學生方面同樣要求非常高，只不過做法不同。她運用的是優雅、沉着的權威，但她的教育熱忱絲毫不亞於那位阿根廷教師，也同樣獲得了學生的聽從和尊重。

引導孩子，或是讓孩子自己長大?傳統上，我們把教育劃分爲互相對立的兩種方式，這可以用捏陶的“陶匠”和“園丁”兩種不同的角色來加以說明。選擇以“陶匠”作爲理念的教育者，希望“塑造”他的學生，他會插手學生的成長，對學生加以限制、要求，要求學生守紀律，併爲學生創造自主的空間，讓學生爲獨立做好準備。也就是說，他要強迫學生獨立自主、取得自由。以“園丁”爲方針的教育者，着重的則是：年輕人需要良好的成長條件，所以支持他多於要求他，較少干涉學生的成長，相信學生自己會守紀律，也就是說，不太需要強制及權威。

“陶匠”和“園丁”所代表的這兩種傳統的教育風格，其實很少以單一的模式出現。大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混合模式，只不過傾向某一邊。兩種風格都隱藏着危險，“陶匠”風格可能退化爲威權式的教育，而“園丁”風格則可能變質爲不管不教。

威權教育在專制獨裁垮臺後告終，但是德國有了威權教育的慘痛經驗後，希望成爲一個人人是“園丁”的國家，反而落得不管不教的下場。因爲“園丁”的觀念被扭曲爲根本不需管教孩子。很顯然，稱職的“園丁”，仍得要修剪草木，嫁接插枝，保護草木不受病蟲之害、不長歪。

教育，永遠需行“引領”之義，德語的“P¨adagoge”(教育家)一詞便可說明。這個詞源於希臘文，原意是“少年的引領者”;有引領，便有人追隨。不過，孩子不是生下來就順從的，孩子會不聽話、不受教、不守規矩，爲達到目的而任性亂來。比如三歲的孩子還不太會表達，要忍受他們耍脾氣，還得忍住不打他們，那麼父母也需要適當的自律，這種自律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都應該知道，教育要成功，衝突在所難免;教育孩子需要勇氣，即使管教會帶來不快，但還是要能正視衝突，不輕易讓步，也不在衆人非議之下退縮。超市、餐廳、火車車廂都是常見的解決教育衝突的公開場所，圍觀者通常會指責看起來強硬的處理方式。要記住，教育孩子聽話，就必須在圍觀者面前證明你的勇氣，在親戚朋友家等較私人的場合也應該堅持。

教育的勇氣，尤其是堅持“紀律”的勇氣。紀律似乎是教育最不可愛的一環，卻是所有教育的基礎。紀律所體現的幾乎都是大家不太喜歡甚至厭惡的事情：強迫、服從、制止、壓抑慾望和意志。紀律將“效率原則”置於“享樂原則”之上，爲達目標，應當接受各種節制，甚至必須接受節制。紀律總是始於他人的決定，而且應該終於自我的決定，從外部的“紀律”轉爲“自律”。對教育而言，紀律，必須出於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愛。

校長的教育箴言

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都應該知道，教育要成功，衝突在所難免;教育孩子需要勇氣，即使管教會帶來不快，但還是要能正視衝突，不輕易讓步，也不在衆人非議之下退縮。

教育沒有公式化的“處方”

教育本身並不是一個機械化的工程，沒有任何一個教育模式可以完美地套用到所有孩子的身上。想要如同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給教育定一個公式，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一點在過去的德國已經有了無數鮮活的實例證明。

　　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德國偉大的劇作家和文學家。童年時代起，他就對文學表現了極爲強烈的興趣。然而在教條化的教育機制下，我們一度有可能失去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因爲父親是位軍醫，席勒在少年時期就被強制送入了軍事學校學習，目的自然是將他培養爲一個出色的軍人。顯然，枯燥的軍事訓練並不適合席勒，在軍事學院當中遠離了他所喜愛的文學，更讓席勒十分痛苦。

　　然而就在這時，有趣的事情發生了。因爲心理上的苦悶，席勒不得不經常和心理學家阿爾貝交往，而阿爾貝同樣是一個文學的愛好者。在阿爾貝的幫助下，席勒閱讀了衆多的文學名著，這反而堅定了他走上文學道路的決心。自幼就對文學有着濃厚興趣的他，最終擺脫了來自外界的束縛和壓力，他的劇作《強盜》在1781年上映並大獲成功，引發了人們的爭相追捧，他也因此被稱爲“德國的莎士比亞”。

　　有趣的是，席勒並不是這所軍事學院中走出的唯一文學家。著名詩人舒巴特，也是從這裏走出去的。和席勒一樣，舒巴特對於這所幾乎扼殺自己興趣的軍事學院沒有任何好感，他諷刺地把這所軍事學院稱爲“奴隸培養所”。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軍事學院的這段經歷開拓了舒巴特的視野，這段經歷對他有着深刻的影響。舒巴特在自己的詩歌作品中對德國政府強制徵兵的譴責，毫無疑問，是來自他自己的體驗。

　　教育公式化的不可行，由此可見一斑。即便是在強調整體的軍隊當中，你也不可能將所有人都培養成軍事天才。

教育，是種種對立之間永無休止的相互拉扯消長，父母、師長在許多對立的兩極之間，尋找合適的平衡點。該管教引導還是該放任成長;一視同仁或因材施教;紀律還是愛;堅持原則還是殷切關懷;該強制孩子還是信任孩子。取得平衡點不是去計算，而是加以整合，因爲這些對立面缺一不可，要建立起真正的教育，就得把這些對立的元素成功整合起來。

整合，指的是父母師長在每一次處理時，無論是出於直覺還是理性，都得衡量不同處理方法相互作用的種種理由，不可受制於單一的處理方式。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旁人的眼光會限制孩子的想法。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說：“永遠不要拿一個孩子和另外一個比較，只能和孩子自己相比。”這是所有教育都難以貫徹，卻又無法違背放棄的原則。

教育是個終日費神辛苦的工作，不時讓人渴望在教育問題上能夠有“處方”可照辦，有解決公式。因爲無法乾脆利落地考慮和舉措，老師、父母會疲憊不堪，而不斷權衡教育上的某一個決定究竟該同意還是反對，更感到不勝負荷。然而，“處方”恰恰是教育之大敵，因爲公式化解決問題的手段違背了教育的本質，那些想要減輕這些負荷，尋求簡單方法的教育者，已經遠離了“教育樹人”的出發點。

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必須一再爲他作出的決定負起責任，即使他不能保證那是唯一正確的決定。父母和老師必須能夠再三思考，衡量是否作了正確的決定，而且必須支持自己的決定。比如讓青春期的兒子去參加一場可能會醉酒、吸毒的派對，是需要勇氣的，前提是對兒子信任，“上帝保佑”。甚至就算兒子回家時有點酒氣，也還是個正確的決定。因爲，教育必須能爲被教育者提供一些考驗，也必須允許失敗。失敗及避免因失敗而引發的衝突，有時候比持續的乖巧順從更能強化青少年的性格。

我們的祖父母通常對於什麼決定是對的太過確定，也太過不容置疑。“不容置疑”強化了他們的權威，經常能爲孩子建立起安全感，卻同樣經常導致關係上的裂痕，因爲孩子無法接收到愛與關懷的信息。一失敗就受到良心上的譴責，而不是把失敗當做考驗的良機。說謊後坦承自己說謊，也許在道德表現上比一開始就直接說出真相更難能可貴，但這並非是一般教育的觀點。

如今，爲人父母、爲人師表比過去困難，因爲我們面臨着很多重要問題，要不拘泥於一般的原理，冒較多的險，對孩子的種種行爲表現作出相應的反應。堅守原則並不能爲我們贏得權威性，而是得有親自下決定、能做主的勇氣。這很辛苦，很少有人能辦到，不是沒時間，就是少了一個可以商量的伴侶以保持冷靜的控制權。

我們來看看教育者平常過的日子。同樣的事情總是一再出現：孩子又違反約定坐在電視機前，爸爸發現了這個不應該的行爲，想制止孩子看電視，於是捲入了一場爭辯。爭辯大多時候很模式化，孩子在五花八門的理由中游走：“就只這麼一次嘛”，“這是特別節目”，“其他人都可以看電視”……接下來他拿出情緒的武器，先發動撒嬌攻勢，然後號哭或者暴跳如雷。

當爸爸加入這場辯論時，他已經輸了。有些情況，比如不遵守協議，或者逾越了適用的規矩時，教育者必須果斷地作出決定，這對於孩子在生活上的芝麻小事尤其有效。看電視，看答應他或協商好的節目，因爲過程短，所以不需要理由，做爸爸的要立下行之有效的規矩。

這位爸爸應該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毫無妥協餘地的態度纔是正確的方法。通常孩子會照辦明確而清楚的決定，一旦察覺有些許不確定，孩子就會搬出許多理由。因此，無須爭辯，有時候關懷孩子必須要求紀律。

至於要不要讓青春期的女兒第一次在半夜裏去迪斯科舞廳，這個問題就不太一樣了。很簡單，父母可以對她下一次“禁足令”。禁令在教育上可能是錯的，也可能是對的，要依照女兒的性情、父母與女兒的關係以及外在的環境而論。一牽涉到安全，就沒什麼可妥協的：那間迪斯科舞廳應該有名有號，女兒不許獨自前往，不許乘坐未成年人開的車。此外，這是一個信任與否的問題，父母能信任女兒可以抵禦住誘惑，抗拒毒品與酒精，並在異性糾纏時堅定不移嗎?

這兩個例子，能夠區別出什麼是無意義的考慮以及什麼纔是重要的問題的決斷。考慮哪種場合該作程式化的決定沒有意義，重要的是，什麼時候下決定時需要信任孩子，需要有“信任”的勇氣。如果教育者認清解釋某些服從其實無關緊要，那麼處理許多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問題時，就不必花那麼多力氣和時間，遇到這種情況，教育者更要懂得自律。

這種清楚的認定，能給真正需要時間、需要冷靜處理的棘手問題多一點空間，最好能夠和孩子一起找出解決的辦法。比如能否去迪斯科舞廳的問題，或者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可以持有駕照，零用錢的額度，能不能買筆記本電腦，或到有酒精、毒品的地方去等等問題。

校長的教育箴言

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必須一再爲他作出的決定負起責任，即使他不能保證那是唯一正確的決定。父母和老師必須能夠與懷疑共處，衡量是否作了正確的決定，而且必須支持自己的決定。

品德教養強化孩子的人格

　一位父親利用週末帶着孩子去釣魚。河邊的告示牌上寫着：“釣魚時間：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孩子完全沉浸在興奮中，並沒有認真看這則告示，他的父親提醒了他好幾次，他才仔細地讀完了這則告示，並向父親點頭表示認可。但顯然，他並沒有將這則告示放在心上。

　　這一天的收穫並不好，父子倆坐在河邊半天，也沒有等到一條魚上鉤。到了下午快四點鐘時，父親正準備招呼孩子回家，突然間孩子大聲喊叫了起來，讓父親過去幫忙，他釣到了一條大魚。這條大魚非常沉，父子倆努力了半天，才終於將它拖上岸來。一天的努力終於沒白費，孩子既高興又得意。

　　誰知道就在這時，父親看了一眼手錶，然後收起笑容對孩子說：“親愛的孩子，很抱歉，現在已經是四點十二分了，按照規定，這裏只能釣到四點鐘，因此我們必須將這條魚放回河裏去。”

　　孩子露出一臉失望的表情，不斷地懇求父親，希望將自己的成果保留下來。可是父親回答說：“我們不能違背規定。不論這條魚上鉤的時候是否在四點鐘以前，我們釣上來的時間已經超過四點鐘，就應該放回去。”說着他捧起那條魚，將它放回了河裏。孩子眼裏含着淚水，沒有再說一句話，默默地跟着父親收拾起釣具回家了。

　　這件事情對孩子的人生造成的重要影響，在十多年後得到了體現。孩子曾經在心中埋怨過父親堅持誠實的死板態度，但當他走上社會，成爲一名律師之後，他才發現這種品德的可貴之處。他在業界獲得了極好的口碑，他一直堅持的一個職業信仰是：任何來找他打官司的人必須誠實。如果發現自己的被代理人有任何謊話，他就會拒絕爲其辯護，因爲這違背了他的職業道德。人們都願意信任他，因爲與那些滿嘴謊言騙取訴訟費的律師們相比，他的誠實讓人們感動。

教育始終都是價值教育，並且力圖塑造某一種“理想的人”的形象。信徒自視爲“墮落者”，認爲人是依照上帝的模樣創造出來的;共產主義推崇那些在公有經濟之下無私無我的人;納粹則妄圖以雅利安優等民族的狂妄形象自比。我們只能走上教育啓蒙的道路，將人性提升至與典範一樣的高度，把價值與法律的準則連接在一起，最重要的有自由、平等、博愛、正義、真理、愛等。

啓蒙的價值與世俗化後的基督教價值無異，可以說，教育者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價值轉化爲兒童及青少年的品行。每一種品行都合乎一種價值，誠實的品行合乎真理的價值，寬恕的品行合乎平等的價值，自由的品行合乎自由的價值。有些價值和品行在概念上有區別，比如真理與誠實;有些在概念上一致，比如自由的品行等於自由的價值。

沒有人懷疑我們文化中的基本價值及道德，但將之轉化爲品行舉止，就不一定人人認可了。當今的問題不在於價值崩壞，而是相信世界上有這些價值存在、相信人生還有一次機會的信仰衰退了。教育的任務，仍然在於強化年青一代將價值轉化爲品行操守的信仰。但是“誠實的人是笨蛋”這句格言，透露出對於真理的價值能否轉化落實的懷疑，因爲事實以及從不足的事實衍生出來的結論，賽過貫徹真理的信仰。

由此可看出現實不盡完美，思想與理想如今也已失去力量，這也與信仰缺失有關。真理的“價值”並不能經由言談討論就會直接化爲誠實的“品行”，而是要通過典範以及典範的教化作用。社會上有公共的典範。如果以公共典範的數量和說服力來說，我們活在一個典範貧乏的時代。

此外，也有個人的典範，比如父母、師長，他們每天都努力嘗試，想將誠實的美德深植孩子的心中。這可不輕鬆，孩子會說大話、找藉口、放“煙霧彈”、答非所問、推三阻四。每一次，教育者都要有所反應，要求孩子說清楚、講明白，並且有勇氣說真話。如果兒童或青少年識破這位教育者自己也不誠實，那麼所有訴諸誠實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教育者當然也有失靈的時候，假使他說謊，就要有勇氣承認自己說了謊話，孩子會接受這樣的教育者。有這種經驗的人會記得，坦承說謊有多困難。而在道德上曾經不圓滿卻坦承不諱的人，孩子會認爲他更加可信。

一個人的教育要通過教養來完成。教養，指的是掌握前人的知識，藉助於這些知識和經驗瞭解認知人生，並且能夠從中得到行動的活力。我們通過教育和教養，強化兒童及青少年的人格。唯有了解道德價值的用處，並能依據前人的知識經驗背景來判斷，在對抗我們這個時代的騷動不安時，年青一代纔會配備齊全。因此，教育和教養讓一個人有能力認識自己和這個世界，行動時勇氣十足。

校長的教育箴言

我們通過教育和教養，強化兒童及青少年的人格。唯有了解道德價值的用處，並能藉着前人的知識經驗背景來判斷，在對抗我們這個時代的騷動不安時，年青一代纔會配備齊全。

教育者的“說一不二”原則

斯圖加特的星光高級文理中學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到週日，校園裏就完全安靜下來，很少會有人出來走動，而且無論是圖書館還是校內的商店，都緊閉着大門，整個學校就像被掏空了一樣。校方對此的解釋是：週日就是讓人休息的日子，因此在每個週日，學校裏的一切活動都會停止，學生們被告知這是個休息的時間，這一天他們有權好好放鬆。

　　爲了讓學生們週日能夠得到更好的休息，校方在週日的時候儘可能地停止校園內的所有活動，甚至包括負責清潔的工人，也會被告知在這一天不用做任何工作。整個校園因此完全靜謐，變成一個適合休憩的樂園。

　　而任何試圖利用這一天去圖書館或是從事其他學習活動的孩子們無疑要失望了，他們會發現教室的門窗緊閉，圖書館同樣關門休息，甚至在校園內的任何地方，他們都會受到監督，被迫休息。

　　這和作曲家巴赫的童年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據說巴赫從小就有一副好嗓子，唱歌的聲音十分美妙，加上家學淵源，做一個音樂家成爲了巴赫最大的夢想。因此他一直努力，每天都要練習兩小時以上。

　　然而這樣練了幾個月之後，有一天正當巴赫在練習之時，母親將他叫到一邊，制止了他的練習，並規定他每週必須休息一天，這一天裏不允許進行任何練習。巴赫對此很不理解，剛開始他總是在休息日跑到家門外偷偷地練習，但每次只要被母親發現，就會挨一頓罵。巴赫覺得很委屈，又不敢問母親這是爲什麼。直到有一次，他的哥哥告訴他真相他才明白：原來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他哥哥身上。

　　母親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適當休息同樣重要。她害怕小巴赫過度練習反而損害了自己的嗓子，所以才嚴令他必須休息。巴赫這才明白了母親的良苦用心，母親去世之後，他也一直保持着這樣的習慣，並因此而受益終生。

　　星光文理中學也許受到巴赫家庭教育故事的啓發，才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值得一提的是，這讓更多的孩子從中受益，更懂得“尊重和堅持”原則的含義。

所有教育者共同的優秀品德，一直以來都是指“說一不二”這個觀念。比如，當父親的我決定，只有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給女兒甜點吃，結果每天都會發生不少意外，引誘我這個當爸爸的背叛這個決定：在超市，只有對她讓步、給她甜食，纔可以避免她那令人尷尬的尖叫聲;晚上，只有給女兒喝加糖的牛奶而不是原味奶，她纔會安心地睡覺;星期天早上女兒哭鬧不休時，我只能用糖讓她安靜下來，然後纔可以處理點私人事務、寫幾封重要的信，所以，我只能從“祕密架子”上變出一塊巧克力來。

這樣縱容的後果是：女兒患了齲齒，因爲吃甜食太多。還有在公共場合裏隨心所欲的行爲，因爲女兒不久就清楚了她爲所欲爲的權利，不再守紀律，而且，從此以後，如果沒有糖果，她就讓我神經緊張、不得安寧。身爲科班出身的教育者，我明明知道自己違反原則的行爲不符合我的專業性，後果卻不是由我來扛，而是我的女兒。

“說一不二”，指的是教育者要每天貫徹他的教育行爲準則，毫不動搖。用馴犬師的“說一不二”作爲參照，我們就會知道教育上“說一不二”的特點。馴犬師拉着頸圈，均衡用力，訓練犬調節“腳步”，如果犬坐着不聽從指示，就揮舞繩子表示懲罰，或者用相同的話語及手勢迫使犬回到“座位”上。鋼鐵般的規律性，是馴犬成功的“不二法門”，這類近似頑固的前後一致指令訓練，能夠培養出犬條件反射性的、既定的行爲模式。

教育一個孩子，正與此相反，是爲了讓他不落入固定的不良行爲模式中。教育上的“說一不二”，強調受教育者應該用眼觀察、用心思考，絕對不是爲所欲爲而熟練一種機械式的行爲樣板。強迫性的重複，主要是爲了讓受教育者做好準備，日後能在理解的基礎上學會守規矩。

教育上的“說一不二”只在兩個地方和馴犬師相似：安全感與健康。教會孩子用火、用藥、用電以及注意交通事項，會讓人聯想到馴犬師的訓練方式，但是，這樣做當然是以受教育者能理解爲目標。

德國出現過不少教育大師，但是教育理念前後不一，欠缺連貫性，結果使得父母、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的人生都變得坎坷不平。這種情況不改變的話，我們將無法貫徹任何一項規矩，總是停留在探討受教育者心理能否承受的層面上，總會擔心每個人都“說一不二”、不屈不撓，會削減受教育者對我們的好感，增加其逆反心理。

與馴犬師相反，教育中的“說一不二”的態度並非機械式，而是包含了教育的藝術與卓越的思想，我認爲，要成功達到“說一不二”，下面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首先，“說一不二”的教育需要“時間”，而我老是受到外界誘惑無法貫徹這個原則，因爲期限快到了，我還無法讓衝突平靜地結束。一旦受教育者注意到父母有時間壓力，做父母的就已經輸了。要堅持禮儀的訓練，勢必耽擱用餐的時間，那麼，堅持練習吃飯的禮儀會延長大家用餐的時間;負起家事責任也需要時間，做母親的經常乾脆親自動手，否則還不知道要等多久。可想而知，這是一個背叛自己的錯誤決定，正如我所料。父母希望刷牙這種生活上的細節能夠規規矩矩地來，這當然是對耐心的挑戰。

其次，時間不足，也會造成教育困境。著名作家特奧爾多·馮塔納曾說：“時間是人類的善良天使”，這種智慧當然也適用於每一種教育實驗。沒時間或者不打算花時間進行教育，堪稱教育的大敵。沒有撫養優先權的單親父母、經理人、白領女性、焦慮人羣，受到的危害尤其多。曾有人問托馬斯·曼的兒子戈洛·曼(Golo Mann，1909—1994)：“爲什麼要讀寄宿學校?”他回答：“一位忙碌緊張的藝術家沒有時間。”托馬斯·曼沒能給予他的孩子休閒的、計劃之外的時間。比如，生活節奏調整需要的時間、突如其來的想法需要的時間，或者孩子碰到困難時需要的時間等，這些時間在這位天才的日程表中無處容身。

大思想家富蘭克林用“時間就是金錢”這句名言，形容人在繁忙的現代經濟模式中的生活感覺，這種生活感覺也全面攻佔了教育的天地。無目的的自在遊戲、閒情逸致、有創造性的休養等，變得很稀罕，而這些正是讓教育生機繁茂的元素。打個比方，孩子肯定非常希望嚴格的父親在回家後能付出一點點關愛和時間，在孩子的眼中，“有時間”就意味着仔細聆聽、親子手工、讀故事、下棋，或者只是玩鬧。無疑，父親的“美夢”就是啤酒、電視、報紙，但有了孩子之後，這個美夢必須消失好幾年，把時間讓給小孩。

教育者要解決教育困境，應該先和“內心的自己”談一談如何安排好時間，並且應該把親子時間看成是一種獲益，這樣做能夠極大地增強上班族的母親或父親的家庭責任感，促進家庭凝聚力，我周圍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除了留出和孩子共處的時間，另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幽默感”。有了幽默感，受教育者就可以接受“說一不二”的嚴厲。以樂觀開朗的態度來看待不合理，我們稱之爲“幽默”。孩子們看到踩到自己的腳的小丑，會發自內心地笑;看到木偶戲的主角大難臨頭了還不自知、仍然天真無邪的樣子，也會開心地笑出來，他們也熱愛誇張強項與弱點的動物漫畫。受教育者精神上是否成熟，“笑”是重要的標誌。

幽默是善良的一個特徵，缺乏善良與幽默感的教育者應該立即放棄這個職業，他們不適合當教育者。對待信賴他們的人的弱點和過錯時，善良的人充滿了理解，他的所作所爲總是儘量前後一致，總是帶着一抹怡然的微笑，因爲他知道，即使是最高級的教育者，也無法永遠保持前後一致。所有的教育者，還有那些希望步入婚姻、組建家庭的人，都應該有幽默感、善意的自我揶揄。

但是，幽默也可能變質，降格爲一種變量，變成大人傷害孩子的武器——諷刺。“幽默”與“諷刺”之間的界限變動不居，是流動的。“諷刺”源於希臘文，意思是裝模作樣，言論表現出所說與所想完全相反。比如一位老師非常誇張地讚美一個學生，並在課堂作業上赤裸裸地把他評成“數學天才”，事實上這個學生什麼也不會，離“天才”十萬八千里。諷刺就是這樣，明明是那位被嘲弄之人的弱點，卻偏偏大大讚美爲優點。無疑，以幽默感與受教育者和諧相處的教育者，從一開始就能贏得受教育者的心。

校長的教育箴言

教育上的“說一不二”，強調受教育者應該用眼觀察、用心思考，絕對不是爲所欲爲而熟練一種機械式的行爲樣板。強迫性的重複，主要是爲了讓受教育者做好準備，日後能在理解的基礎上學會守規矩。

勇於嚴格，是今日教育所需

德國順道府文理高級中學出現了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某個班級的學生在數學、寫作、閱讀等多個方面都和年級的整體水平有着極大的差距。這讓校長頭疼不已，考慮再三之後，決定親自來管理這個班級。

　　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經過觀察思考之後，校長先生很快發現，這個班級的孩子們學風十分散漫，經常到了應當上課的時間，教室裏還空了一半的座位;那些坐在教室裏的學生們，更是自由遊走於教室的每一個角落，完全不理會老師。盛怒之下，校長決定給這些孩子們一些懲罰，但這樣做完全無濟於事，反而使得很多的孩子爲了逃避校長的呵斥而乾脆逃課。

　　仔細琢磨之後，校長決定製定一套專門適用於這個班級的方案。比如，那些在上課時間仍沒有出現在教室的學生和那些上課時間在教室內胡亂走動的學生將被記下名字，作爲懲罰他們將被拒絕參加學校組織的某項活動。當校長向學生們提出問題的時候，學生們必須認真地回答之後，再提出自己的問題，否則校長將對他們的問題不予回答。這些規定鉅細靡遺，從生活細節到學習細節，幾乎涵蓋了學生們學院生活的全部。校長希望通過這些硬性的規定，來改變孩子們的思維方式和學習方法，從而在內心裏接受教育。

　　由於這些規定的制定十分嚴格，剛開始學生們不免都有些抱怨，也陸續有一些學生因爲觸犯紀律而被排除在了學校的某項活動之外。他們原本沒有將校長的這些規定放在眼裏，但很快發現自己錯了。當他們錯過一項學校的活動，只能聽着自己的夥伴們眉飛色舞地訴說活動的精彩之處時，在內心中往往會感到懊悔。漸漸地，學生們都開始接受校長的規定，並努力執行了。

　　即便是這樣，校長仍然不放心。爲了不讓學生們產生牴觸的情緒，他同時還宣佈：自己也將參與到這個“魔鬼計劃”中來，如果他犯了任何一個錯誤，學生們同樣可以懲罰他。這種互動式的方法很快得到了學生們的認可，在校長的嚴格督促之下，學生們的學習和生活變得更加有條理，對這些曾經看來很嚴苛的規定也逐漸適應了。經過校長的教導，奇蹟很快出現了，學生們不但在班級的學習風氣和紀律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成績也有明顯的提高，一躍成爲整個年級當中整體素質最出色的班級。

　　“如果給予孩子們太大的空間，有時候反而會讓他們感覺迷茫。就好像不交給他任何東西，將其在丟在一個黑暗的原始森林當中一樣，他們對於身邊的一切都無所知，這樣怎麼能夠獨立面對?因此我覺得，在給予他們創造空間之前，必須先讓他們學會如何有條不紊地面對生活，這時必須嚴格，這樣他們創造一切之前，才能夠熟練地掌握基本能力，這是我的看法。”這就是這位校長的教育心得。

在相對的兩個極端，如公正與仁慈、紀律與愛、“說一不二”與無微不至的關懷、控制與信任之間尋找正確的解決方法時，我們必須總結經驗教訓，尤其一定要學會的是，不受任何誘惑，永遠把仁慈、愛與關懷放在第一位。德國文化以嚴格和嚴厲、不近人情聞名於世，而在此文化浸淫之下，教育者擔心會因“說一不二”而失去受教育者的喜愛，也憂心軍事般的紀律管理會導致什麼樣的心理缺失。

但事實上，在強化嚴格要求、削弱過多的溺愛關心方面，我們做得遠遠不夠。如今，正確的方法是：要更加勇於嚴格。如同掌舵的船長，船偏向左邊，他就把舵往右傾，反之亦然。在未來的教育中，我們應該選擇偏向公正、紀律、控制以及“說一不二”。

可以想象，哪天仁慈、愛與關懷不足時，那位掌舵的教育者船長就必須多爲這些美德付出一些心力。

教育人員不妨把這項認知奉爲圭臬：對父母及老師來說，嚴格、“說一不二”，比起受教育者接受嚴格的要求難多了。

德國的未來，取決於孩子的教育，所有的教育者不能鬆懈，要制定共同的標準和信念，並上升爲國家的首要課題，要把我們的精力、夢想和資金都花在教育工作上。唯有通過積極建立的教育和教養，以及勇於將公衆肯定的價值轉化爲年青一代真實擁有的品德，才能讓受教育者對未來人生的模糊期待清晰起來。

兒童和青少年夢想着自由，能獲准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或不做。他們渴望一種沒有規則、禁令與斥責的生活。《長襪子皮皮》(Pippi Langstrumpf)是瑞典著名作家林格倫(Astrid Lindgren，1907—2002)筆下“自由”的化身。長襪子皮皮充滿幻想，生活得一團糟，希望永遠無拘無束。孩子們羨慕她冒險的勇氣，希望也和她一樣勇敢。長襪子皮皮利用干擾和平的獨立權力，實現了一個“獨立天堂”的童話夢想。在帝國時期，林格倫的《長襪子皮皮》不會遭禁，但至少會被譴責，因爲它太迎合孩子對混亂的偏愛了。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1809—1894)的童話經典《蓬頭彼德》(Struwwel peter)中對品格教育的描寫，應該更合乎時代需求。

作爲教育者的我，也差點走錯了路。我原想借着徒有其表的自主權，把青少年教導成能爲自己行爲負責的人。當剛進寄宿學校當老師時，我努力讓自己管理的學生團隊多負起一些責任，希望讓他們能主動整理房間，守時、周到，關小音樂聲，打掃公共廚房及浴室，在夜間保持安靜。

一個要委派青少年責任的教育者該怎麼做?他應該退居幕後，給他們自由，不加管束，按理性行事。我心想，學生們會難以忍受每況愈下的混亂，會齊心協力使一切走上正軌;嘈雜的音樂使人心煩，他們會彼此糾正;而髒亂的廚房引起的紛擾會促使室友達成協議，寫一個讓廚房保持井然有序的計劃。

關於這個實驗，我要借用羅莎·盧森堡(Rosa Lusemburg，1871—1919)的話：“自由始終是異議者的自由。”20世紀70年代的青少年覺得這句話說得太妙了，甚至把它升格爲共同生活的箴言。這個實驗徹底失敗了。我的“家庭團隊”的十二位成員中，只有四位能夠組織起來，其他的一團糟，他們在亂七八糟中發現了一個可以讓他們好好“過日子”的制度。但是，那四位“井井有條之士”各有不同的天資，其中兩位是小小的“僞君子”，沒多久就要求制度必須從上層頒佈;而只有兩位都比較討人喜歡，能整頓自己的生活，也不顯得老氣世故。

這個實驗我堅持了幾個月，然後再次證明了，應該採取這些學生能夠感受到的權威教育風格，這纔是正確的道路。那兩個“小僞君子”拍手拍得最熱烈，而有趣又活力十足的其他人沒一個鼓掌。

同一時期，我在上課時加入一場實驗：“學生共治”，希望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因此給他們更多的自由、更多決定上課形式的權力。我們選了歷史和社會兩科，覺得這兩科不需要太多基本知識就能獨立作業。我們也遇到了反彈、拖延的情形，但計劃總算完成了。

一開始，我們和兩位學生草擬一個大概的上課綱領，叫做“人權和實行人權的殘暴形式”。我們選擇以20世紀70年代北愛爾蘭少數天主教徒激烈對抗新教徒的事情爲例，我們這兩位主事的老師用功又謹慎，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和時間，才做出以十年級(相當於中國的高中一年級)爲主軸的計劃。不久，大家就看到兩位拼命工作的老師，在五個公認最優秀的、積極性最強的學生支持下，進行這個計劃。其 他十五位學生不是心不在焉，就是利用新的“自由”無所事事。

這個實驗讓人想起1915年奧地利—意大利前線的情形，兩位軍官從意大利的戰壕爬出來，手上舉着戰旗，呼喊着“前進”，然後向前衝，士兵們都熱烈鼓掌，卻都停在原地不動。我們當老師的累個半死，五位積極性強的學生成績取得了進步，其他十五位“停留在原地”，享受着無所事事的滋味。

此後，我從富有經驗的教育改革者，特別是長年擔任位於弗里德里希港(Friedrichshafen)的模範學校博登湖學校(Bodensee Schule)校長海因茨(Alfred Hinz)那裏，知道了所謂“獨立作業”以及“負連帶責任”需要一個極爲精確的模式，唯有通過有條理的教材、事先規劃好的路線引領學生，纔可以給他們自由。老師藉着事先規範好的紀律來領導，學生們把體驗這種情況當成“自我肯定”的有效手段。學生們可能會感到迷惑，其實情有可原，事實上老師將他的權威置放於課本上，避免自己扮演看似中立的主持人角色。

估計現今仍有類似“學生共治”的實驗在熱烈進行着，也總失之於淺薄，因爲那些開放的老師依舊相信，必須給予學生自由，學生纔會負起責任。

有一位女老師問我對於瑟谷學校(Sudbury Valley School)的看法。1968年，第一所依據“自主學習”教育理念創立的學校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瑟谷誕生，目前全世界成立了三十多所瑟谷學校。一份計劃書裏提到：“在這裏，學生自己決定要學什麼，如何學習，用什麼來學以及向誰學習。”這位女老師也想辦一所這樣的學校。

我的回答是：如果這所學校讓一個很權威的人來管理，教材也能規範周全學生的想法、所作所爲應有的紀律，就可以做這類實驗。此外，還要關心一件事，那就是學生中的“批判性羣體”，由於他們的家庭教育和背景，他們已經培養出循序學習的能力，肯定要把這項能力帶到學校來。當身邊都是那些父母相信孩子的學習困難將在這所學校獲得解決而被送來就讀的同學時，他們一定會進行自我保護，不接受這種安排。

但是，我沒有說服她。

校長的教育箴言

唯有通過有條理的教材、事先規劃好的路線引領學生，纔可以給他們自由。老師藉着事先規範好的紀律來領導，學生們把體驗這種情況當成“自我肯定”的有效手段。

校長的教育箴言

唯有通過積極建立的教育和教養，以及勇於將公衆肯定的價值轉化爲年輕人真實擁有的品德，才能讓受教育者對未來人生的模糊期待清晰起來。

　　2 自由從紀律而來

我是誰?我應該走上哪一條路?我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自由”並非是一種狀態，而是長期發展的晚熟果實，人們無止境地戰勝自己，化“紀律”爲“自律”，方能贏得自由。

孩子們常常渴望獨立，在旁觀者的眼中，他們特別可愛。“自己”或“單獨”，表示獨立活動的意志。這種渴望是與生俱來的人性，也就是“自由意志”。剛剛起步努力追求的獨立，只是自由的一部分，是對獨立與自主活動的渴望。“自由”比“獨立”內涵更豐富，更體現意志和能力，自己定下一個符合道德意義的目標，讓自己的人生充實圓滿，並且堅定地追求這個目標。“自我確定”指的就是如此。尼采針對“自由”提出過疑問：“你說自己很自由?我希望聽到你的真實想法，而不只是你逃離了一個枷鎖……你從何獲得了自由?這與查拉圖斯特拉無關!看着我， 要好好告訴我：爲什麼要自由?”(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兒童和青少年，常常倒向另一種謬誤，將“自由”與“獨立”混爲一談，甚至成年人也一樣。他們以爲拒絕順服於權威，覺得“不受”管束，就是“自由”了。把“自由”和“獨立”混淆，很閤兒童和青少年的心意，而許多父母、老師等教育者，尤其是理論家的謬誤也支持這種態度。他們認爲，年輕人追求自由，因此儘早給他們“自由”，不再受領導及權威的束縛。然而，要能夠給“爲什麼”一個答案時，才能稱之爲“自由”。這個問題的答案與以下這個問題的答案相仿：我是誰?我應該走上哪一條路?我生命的意義和目的爲何?

　　自由並非是一種狀態，而是長期發展的晚熟果實，人們無止境地戰勝自己，化“紀律”爲“自律”，方能贏得自由。“有些人一旦不再受支配，他就把最後的價值也給扔了。”尼采表達了這個意思：人類不如選擇繼續服從，而不是隨波逐流，追求無自主思想的所謂“自由”。

“自主即自由”的迷思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理查德·費曼曾對原子彈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因此被人們讚譽爲“科學頑童”“新物理學之父”。費曼的成功，和他童年時期良好的家庭教育不無關係。

　　父親很注意對費曼的教育，即便是做遊戲，父親也不會任由費曼自己去玩，而是從旁加以引導，藉機教育費曼。有一次，父親帶回一堆五顏六色的小瓷片給小費曼做玩具。這時費曼還坐在嬰兒車裏，哪裏懂得這些東西該如何玩呢?於是父親拉着小費曼的手，按照顏色順序把小瓷片都疊好。

　　母親在一旁看着父親忙上忙下，忍不住說道：“你讓小傢伙自己隨便玩不就好了，他這麼點大的年紀，懂得什麼呢?”父親笑着回答說：“這不行。我現在正在教導他什麼是序列，並且告訴他如何按照序列來遊戲。”

　　等到費曼年紀稍大一點之後，父親又開始教他讀《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並且引導費曼自己去尋求他感興趣的那些問題的答案。

　　有一天，費曼在玩一輛玩具馬車，這個馬車的後面拖着一個小鬥，鬥裏放着一個小球。玩了一會兒，費曼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發現只要他一拉動車子，車子向前行進時，鬥裏的小球就會向後滾;而當他將車停下的時候，鬥裏的小球就會向前滾。費曼試驗了好幾次，結果都是如此。他感到很驚奇，就跑去問父親原因。

　　父親聽完費曼的問題之後讚許地說：“你觀察得很仔細，這是自然界的一個小奧祕。”接着就將《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拿出來，給費曼詳細地解釋其中的原理。後來費曼回憶起這段教育經歷，依舊對父親感激不已。正是在和父親愉快交流的過程當中，費曼逐漸積累了衆多的理論知識。費曼的父親正是通過這樣讓孩子“自主學習而非自由放任”的方式，來教育費曼從小就弄清楚規則的重要性，這爲費曼以後形成嚴謹的學術作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費曼的成功破解了人們關於教育方式的一個疑問，那就是給孩子們自由，讓他們自己去把握人生，是否是一個好的教育方式?顯然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足以毀掉一個孩子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