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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距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王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參考佛誕）。西方國家普遍認爲佛教起源於印度，而印度事實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聖地”形象。

這使得很多人產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錯覺，這讓尼泊爾民衆一向不滿。佛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覺者”。佛又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世尊。佛教重視人類心靈和道德的進步和覺悟。佛教信徒修習佛教的目的即在於依照悉達多所悟到修行方法，發現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終超越生死和苦、斷盡一切煩惱，得到究竟解脫。

佛姓新稱喬達摩（S. Gautama， P. Gotama），舊稱瞿曇；因爲他屬於釋迦（Sākya）族，人們又稱他爲釋迦牟尼。

釋義

翻譯名義集：“佛陀（浮屠）。大論雲。秦言知者。法華文句一曰：“西竺言佛陀，此言覺者、知者，對迷名知，對愚名覺。”正如季羨林所說：“不知道”的對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覺”，就是“佛”。

根據多年考古實踐與文獻研究，中國有考古學家認爲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或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推斷佛教傳入中國內地最早的時間應在秦始皇時代。

辯證思維

馬克思、恩格斯對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的論述頗多，但專門涉及佛教的甚少，發現的僅有兩處。一處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談到的：“辯證思維——正因爲它是以概念自身的性質的研究爲前提——只有對於人才是可能的，並且只對於相對高級發展階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纔是可能的。”這裏，恩格斯明確肯定了佛教徒是“相對高級發展階段上的人”，具有辯證思維，另一處則是馬克思對於一部佛學專著的關切和評定。1861年5月10日，馬克思在倫敦致信當時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時提到：“在柏林還訪問了弗里德里希·科本，發現他在柏林還訪問了弗里德里希·科本發現他絲毫沒有改變，只是發胖了，而且有點‘難看’，我和他在一起單獨喝了兩次酒，對我來說真是一大樂事。他贈送給我兩卷他所著的《佛陀》——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科本是德國的政論家、歷史學家、史專家，著有《北六神話導論》、《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對者》等著作。馬克思稱爲“很重要的著作”，《佛陀》一書，全名爲《佛陀的宗教》，第一卷記述佛陀的生平與闡述南傳佛教的綱要；第二卷闡述西藏的密宗。德國是西方國家中最早洞察佛教教義並明顯讚美佛教的一個國家。科本《佛陀的宗教》是德國出版的第一部佛學專著。1848年（戊申年）9月1日恩格斯致科本的信中深情的寫到：“馬克思可能已經對您說了我們在那被驅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的說您是我們在柏林唯一懷念的人。”

否定宿命論

佛教否定宿命論，認爲人有命運，但是不鼓勵人聽天由命，而是希望人開創命運。佛教主張諸法因緣而生，因此命運也是因緣生法。壞的命運可以藉着種植善因善緣而加以改變。命運既然可以因爲行慈悲、培福德、修纖悔而加以改變，因此命運並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壞的命運也能透過種種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運不知善加維護，也會失卻墮落，所謂‘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懼謹慎！

緣起論

《中論》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又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既然是衆緣所生，就是無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認爲，因緣不具備的時候，事物就消失了，這樣的一種現象就是“空”。那麼，什麼是因緣呢？因者是主要的條件，緣者是輔助的條件，主要的條件和輔助的條件都不具備的時候，就沒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備主因和輔因。當因緣具備的時候，事物就存在；因緣不具備的時候，事物就消失。

緣起論是般若思想的基礎。般若重視“緣起”。《佛說造塔功德經》裏有一個偈語：“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今天，我們不論站在什麼立場上來看，這四句話都是對的，世界並不是神創造的，確實是由各種各樣的因緣、條件聚合而成的，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緣起”是我們理解般若思想的一個重點。

反對自殺

佛教認爲人身難得。衆生在無量劫的輪迴中，獲得人身的機會如“盲龜值木”，極爲難得。對修學佛法來說，人身無八無暇、有十圓滿，是學習佛法最好的善緣條件。無論我們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追求世間的幸福生活，還是修學佛法，追求出世間的解脫利益，都要依靠這極爲難得的寶貴人身。

傳印會長指出，佛教既反對殺生，也反對自殺，更倡導護生。對自殺行爲，佛陀有明確的呵責和禁止：“汝等愚癡，所作非法！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衆生，而今云何不憶此法？”並制定戒律：“若自殺身，得偷羅遮罪。”因此，所謂“自焚不違背教規教義”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反對末日邪說

末日傳言沒有任何佛教經典依據，佛教是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的宗教，佛教徒不應該輕易相信和傳播世界末日的說法。佛教宣稱每天都是好日。

手抄報三：佛教歷史派別

原始佛教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的古印度。創始人名悉達多·喬達摩(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20歲時離家成道，此後被尊稱“佛陀”，意爲覺悟者，簡稱“佛”，所傳宗教被稱爲“佛教”。佛陀示現涅槃後的數百年間，佛教傳遍印度次大陸，稱爲原始佛教，這段時間稱爲原始佛教時期。

自佛陀入滅百年後起，原始佛教內部由於對教義的理解不同，曾發生多次分裂，進入部派佛教時期。

南傳佛教

在第一次佛教分裂後，原始佛教分成了上座部和大衆部。上座部諸派向南傳播，盛行於斯里蘭卡，遍傳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地區，後傳入中國雲南，廣西等地。稱爲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所傳誦的三藏經典使用的語言主要是屬於巴利語系，故又稱爲巴利語系佛教、巴利佛教。

現代中國南傳佛教主要分佈於雲南省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思茅地區、臨滄地區、保山地區，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數羣衆信仰南傳佛教。參見傣族佛教。

南傳佛教傳承了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統，遵照佛陀以及聲聞聖弟子們的言教和行持過修行生活，故亦稱上座部佛教。

漢傳佛教

北傳的佛教分陸路和海路兩條線進行。陸路經西北印度和西域諸國古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印度大月氏貴霜皇朝等時代，其勢力範圍曾直接覆蓋到西域諸地，與中國西部邊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傳入中國南方，如達摩，真諦等大祖師，均從海路直接來到中國在廣州登陸後北上。

印度大陸的聲聞佛教和菩薩乘佛教是同時傳入東土的。除大乘經典外，中國現存的印度大陸各部派的聲聞乘經典也很豐富。達摩祖師西來，曾讚歎“東土漢地，好一派大乘氣象！”由於中華文化的社會環境和人文根性，漢傳佛教主流爲菩薩乘佛教（又稱大乘佛教），聲聞佛教在漢地一直不如菩薩乘佛教被接受和流行，尤其到後代，“漢傳佛教”幾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詞。由於漢傳佛教所使用的語言是以漢語爲主，故也稱爲“漢語系佛教”。

公元前後，佛教就已正式傳入中國。與印度的文化傳統不同，佛教一傳入中國即開始的佛典翻譯事業，是以皇室官方組織高僧，嚴謹制度下的書面系統翻譯。隨着漢明帝打開官方迎請佛教的大門，隨後數百年間，天竺西域與中原兩地傳經、取經之高僧絡繹不絕，如鳩摩羅什、真諦、法顯等祖師菩薩。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師遍參天竺數十國取經，並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圓滿歸唐後，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經典之後都漸翻譯到了漢地。此時的東土，各大宗派紛紛成熟，高僧輩出，證者無數，從教理研釋證悟到民間百姓的廣泛傳弘，大乘佛教在中國的輝煌實踐與隋唐盛世交相輝映。世界佛教的中心也漸轉移到了中國，並進而傳播影響到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及我國的西藏等地。佛教至此成爲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此後則日趨沒落而消亡了。中國翻譯收藏的佛教典藏是最全面、系統和完整的。

佛教傳入中國的確切年代尚無定論，異說頗多，最廣泛的說法是東漢永平十年（67），漢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廣求佛像及經典，並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僧至洛陽，在洛陽建立第一座官辦寺廟——白馬寺，爲我國寺院的發祥地；並於此寺完成我國最早傳譯的佛典《四十二章經》。

從南北朝開始中國佛教進入興盛發展階段。南北朝時佛教已遍佈全國，出家、在家佛教徒數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城中寺廟鼎盛時達到1367所，而北方的長安僧尼過萬，南方的建業（今南京）也有佛寺數百座。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鼎盛之時。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對佛教等其它諸多宗教都採取寬容、保護政策。中國佛學逐步發展成熟。

封建社會後期，漢地佛教衰落，戒律廢弛，叢林破敗，僧人無知，迷信盛行。近代以來，在楊文會等一批佛教界有識之士的帶動下，佛教在各個方面得到一定的發展。抗日戰爭時期大批愛國僧人如著名佛教社會活動家太虛大師積極支持抗戰，爲爭取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廣爲宣傳，佛教界還在戰地組織了僧侶救護隊，爲爭取祖國自由獨立做出了應有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漢傳佛教界首先與全國人民一道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廢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種剝削制度，佛教事業日益發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953年（癸巳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圓瑛法師當選會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復和落實，使中國佛教獲得新的發展。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主要流行於西藏、雲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肅、內蒙古等省、自治區，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門巴族、珞巴族、土族羣衆普遍信仰。

藏傳佛教的戒律體系是完整的佛教體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應俱全。藏傳佛教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在藏族地區形成和經藏族地區傳播並影響其他地區（如蒙古、錫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語傳播的佛教，如蒙古、納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語言或文字，但講授、辯理、唸誦和寫作仍用藏語和藏文，故又稱“藏語系佛教”。

回鶻佛教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西域、敦煌出土了爲數極爲豐富的古代回鶻文文獻，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佛教內容。這些文獻填補了歷史記載上的許多空白，爲古代回鶻佛教、歷史、文學、語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資料，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涌現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對回鶻佛教文獻的研究可以說是20世紀西域古代佛教研究中成果最爲輝煌的領域。在世紀之交對這些成果進行總結、回顧，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

根據吐魯番、哈密等地發現的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的題跋，該文獻是由吐火羅語翻譯過來的。由吐魯番出土文書推斷，除了印度諸語（首先是梵語，還有犍陀羅俗語，印度貴霜皇朝時代梵語勢力範圍曾覆蓋此地）之外，塞語和粟特語在回鶻西徙以前也都曾對塔里木盆地佛教的流傳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樣，吐火羅僧侶接過印度高僧傳來的接力棒，把佛教進一步傳給東方的突厥人。把佛教由中亞向東亞推進。他們對古突厥、回鶻人產生影響的時間都早於漢傳佛教。